1977年，高考恢复。当时一共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注定要为中国书写下新的篇章，创造出新的奇迹。这些考生能够再次接受知识的检验，与一位老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就是邓小平。
1976年，恢复高考成为了关乎社会走向，关乎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前途与命运的国之大事。邓小平同志从尽快培养人才，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的目标出发，在1977年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
2018年高考的大幕就要开启，万千考生即将奔赴新的人生征程。今天我们为各位书友推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这本书中《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一文，记录了40多年前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历史全貌。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改变知识青年前途与命运的重要时刻。
邓小平与恢复高考的考生合影（图片来自网络）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文 | 龙平平 张曙
恢复高考决策的酝酿过程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图片来自网络）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
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随后在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夭折。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李政道博士（图片来自网络）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为此，邓小平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没能得到实施。
1976年以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
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大量材料表明，在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大学招生制度等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编者注：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力群（编者注：当时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编者注：当时分别任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正、副书记）谈话时，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确：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8月1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在听取方毅（编者注：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编者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汇报工作时，他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由此可见，邓小平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出人意料的是，就在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前排右八）和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人员合影（图片来自网络）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的议题主要围绕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展开。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三点突破：
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
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
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8月4日，教育部的报告送达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还询问专家：一年准备行不行？要把教材重新编好，按提高的标准来要求。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还有从明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一年准备来得及吗？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和灵感。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研究思考高考制度问题。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查全性（图片来自网络）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编者注：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编者注：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走进考场（图片来自网络）
1977年高考考场（图片来自网络）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图为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上课（图片来自网络）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图片来自网络）（以上内容摘编自龙平平、张曙《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一文，文章出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