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导论 均势与制衡不足的困惑
作为自然法则的均势
国内政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制衡与制衡不足的定义
核心论点：制衡行为的国内约束
国内政治和国家动员能力
解释与理解
概览
第一章 审慎应对实力对比的变化
崛起国何时是危险的：结构和单元层次因素
结构因素：利益冲突与安全困境
单元层次因素：崛起国的意图和风险偏好
对不满的崛起国的政策回应
接触模型
威胁认知与制衡行为
威胁评估和战略调整的认知约束
结论
第二章 制衡不足理论：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精英共识
政府/政权脆弱性
社会凝聚力
精英凝聚力
结论
第三章 大国案例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和英国以及1877—1913年的法国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绥靖的国内氛围
法国：折中措施和蒙混过关的国内氛围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7—1913年）：从惰性到有效制衡
第四章 小国案例研究：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与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
战争的起源和结果
巴拉圭超乎寻常的凝聚力
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家建构
军事比较：过度动员和制衡不足
结论
第五章 国家为什么如此怯懦？国家一致性与大众政治时代的扩张
扩张与政权性质
国家一致性与使用武力扩张
为什么我们在现代世界中很少看到扩张的案例
法西斯国家：侵略性民族主义与扩张
综合分析：四种可能世界
结论
参考文献
学人推荐
本书主要关注“制衡不足”问题，或者为什么某些类型的国家未能采取制衡战略。答案是国内政治。本书明显混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一本值得广大读者阅读的好书。
——查尔斯·多兰，《国际历史评论》
施韦勒的论断极为精致、灵巧和具有说服力。
——科林·埃尔曼，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本书为国际安全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流畅易懂的语言传达了这种贡献。
——威廉·沃尔福思，达特茅斯学院
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施韦勒观察到历史上其实充斥着被他称为“制衡不足”的现象——即国家在面对具有威胁的权力积累时，未能建立联盟或发展军备。
——约翰·伊肯伯里，《外交事务》
本书是对该领域最有价值的补充。施韦勒通过将还原性和特殊性变量与被精心构建、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进行配对组合，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阿里尔·伊兰·罗斯，《国际研究评论》
推荐序
1998年，美国学者吉登·罗斯（Giden Rose）在一篇述评文章中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流派命名。在罗斯看来，当时一批活跃的现实主义学者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行为时既承认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洞见，又回归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内政治的重视，从而在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特的研究路径。自此以后，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标签，吸引一大批学者围绕它展开理论构建和经验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产生的著述已经蔚为大观。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教授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的代表性学者。早年，他关于“现状国/修正国”二分法以及结构现实主义存在“现状偏好”的几篇论文引起反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声名鹊起。在1998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致命的失衡：三极与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一书中，他从现状国和修正国如何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大国为何采取制衡和追随行为，展示了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探讨大国战略行为的初步尝试。《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一书则体现了他在大国为何采取制衡行为这一重要问题上进行更系统的理论化工作的尝试。
兰德尔·施韦勒
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预测，当面临外部威胁时，国家会通过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来加以应对。但施韦勒指出，非制衡行为同样常见。面对强大的威胁，一些国家经常会采取不同类型的“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行为。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纵观历史，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什么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审慎应对外部威胁，而是常常采取非制衡或制衡不足的战略？在《没有应答的威胁》一书中，施韦勒提炼出“国家一致性”（state coherence）这一核心概念，进而构建起一个关于制衡不足行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聚焦国家汲取资源时面临的国内政治制约，四个主要自变量——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权脆弱性——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最终形成五种因果图示，以解释和预测处于不同国内背景下的国家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其中，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影响国家的制衡意愿，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权脆弱性则制约国家的制衡能力，四个变量共同构成国家一致性，决定了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策略选择。
对更简约、科学和系统的外交政策理论的追求催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与国际政治理论旨在解释反复出现的国际结果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关注更为具体的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强调体系层次的压力和机会需要经过国内变量的传导和干预，可能得到维持、减弱或加强，最终作用于国家战略和对外行为。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国内变量的因果作用进一步细化，区分了调节因素、补充因素和主导因素，从而对理论的因果逻辑作了更清晰的梳理，这也意味着新古典现实主义需要有更明确的理论边界。
近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和理论抱负。首先，不再满足于对历史特例的解释，而是关注更为普遍的外交现象和行为，尝试探索规律性的现象并构建一般化的理论。早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主要关注违背体系约束的“反常案例”，而最新的研究对大国干涉、改变/维持现状、制衡不足等问题的关注体现出其跳出单个案例和国家，寻求一般性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取向。
其次，不再满足于各类事实和要素的罗列，而是将多种变量间的逻辑关系有机整合到一个因果机制中。为了提供更严谨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超越了简单提取单个国内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设计，借助历史案例比较和系统的过程追踪更加明确地厘清多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更为完整和全面的因果链条。
再次，不再满足于只解释特定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而是尝试实现外交政策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统一。最近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关注国家战略的制定，也开始讨论国家间互动，尤其是大国间战略互动对体系变革的影响。
最后，不再满足于西方中心的案例和理论，而是将本土视角纳入理论构建和检验的过程。通过整合历史背景、国家文化、政治制度和观念体系等具体情境因素，新古典现实主义一定程度上能够和新兴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对话。正如一部分学者指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提取的国内规范、思想和精英认知等变量允许对行为体、时间和文化进行情境化的分析，理论发展也不再局限于西方的案例，而是进一步拓展至小国和后殖民国家等，从而避免西方中心化理论的重复生产，有助于扭转国际关系理论从西方创立到本地应用的单行道。
《没有应答的威胁》出版于2006年，距今已过去17年。尽管这项研究仍存在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常见的理论缺陷，如未讨论体系层面变量变化如何影响国内变量及如何分配两个层次变量的因果权重，缺乏对替代性解释的排除等，但瑕不掩瑜。比对上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新近发展可发现，本书的问题意识、理论构建、因果机制建立以及案例检验仍走在前列，甚至超越并引领同时代的理论发展，体现出历久弥坚的理论生命力。从这一角度看，施韦勒扎实的理论探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我曾与陈永博士合作翻译《没有应答的威胁》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由于版权原因，该版本无法纳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我很欣喜地看到，由刘语默翻译的版本让这本书以更加准确流畅的方式呈现，并收入这套经典译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