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望了一眼隐约可见的珠穆朗玛峰峰顶，陈晨在面罩下呼出了一口气。
她必须非常小心，山脊两侧就是万丈深渊——更何况，在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30%的“死亡地带”，哪怕只是两米落差的跌落，都会让人失去生命。
突然，“噌”的一声，靴底冰爪松动，陈晨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开始向一边倾斜。手本能地挥出，向岩壁抓去，然而与冰面的距离仍在拉开，身体继续向一侧的悬崖跌去……直到身旁的队友猛地伸出手，一把将她拽住。
陈晨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的那一幕。在几轮冲顶后，2012年5月19日上午8时16分，这个时年25岁的姑娘成为中国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
“总书记曾勉励我，勇往直前，不断攀上人生新的高峰。”回想起2013年五四青年节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的嘱托，陈晨至今难以忘怀，还把“中国登山精神”写成了博士毕业论文。
陈晨的成长只是一个缩影。
70年来，中国地质大学（以下简称“地大”）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地质人才的同时，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健将，被誉为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
“登山之于地大，不只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院士说，“扎根中国、胸怀天下、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攀登精神，已经成为地大人精神谱系的耀眼硬核。
为祖国勇攀珠峰
9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初扮演陈晨的场景，姜力维心里那种“翻涌的感觉”依然很强烈：“仿佛自己也经历了磨砺和积累，攀上了一座高峰。”
2014年5月4日晚，在“我们的中国梦·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主题文艺活动中，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陈晨成功登顶珠峰故事为原型的原创音乐情景剧《攀登》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28名来自地大的学生演员，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故事，不管男生女生，“大家都涂着黑黑的粉底、两颊画着两坨粉粉的高原红”。
“从进入演播大厅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姜力维说，“要拼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就像陈晨学姐一样。”
在中国地质大学，登山运动有着悠久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80年代起，地大人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公里负重行军”，誓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时至今日，地大的学生依然有着每天集体出早操，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习惯。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海拔8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鲜为人知的是，“珠峰到底有多高”的疑问，一度困扰着国内科研工作者。
“20世纪60年代，在珠峰海拔高度的问题上，我们一直被国外数据垄断。”海洋学院教授陈刚介绍，那时对于珠峰海拔的测量，国际上有过许多尝试，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数据，中国一直沿用国外的数据。
体育学院教授董范回忆：“为了应对少数国家的封锁打压，国家综合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北坡登顶珠峰。”
从北坡登顶更难。西方登山界曾多次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珠峰北坡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险”。
1958年，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的王富洲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两年后，他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登山运动员。
此后，王富洲、李致新、王勇峰、次落、袁复栋等地大人，都曾登顶珠峰，在中国高校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攀登风景。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培养一批年轻的登山队员，我有幸入选。”1984年8月，董范加入中国登山队。
2012年5月19日，中国地质大学60周年校庆前夕，董范、陈晨、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师生4人，从北坡登顶珠峰。这是国内高校独立组织的在校大学生登山队首次登顶世界之巅。
董范常说，攀登的过程，是“勇敢者的冒险”。
2015年6月10日凌晨0时30分，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此时，距登顶时间窗口结束只剩4小时，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10小时。
得知这支来自中国的登山队决心挑战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营地里其他国家登山队员摇着头说：“你们都是疯子。”
与时间赛跑。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采取阿尔卑斯式攀登方法（一种轻量化的登山方式，登山者携带少量装备和物资，不架设固定绳索，不借助搬运工和氧气瓶，行动速度快但风险大——记者注），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
到达山脊线时，队员何鹏飞感到体力严重不支，快跟不上队伍了。抬头望去，乌云正向山顶汇聚，一场暴风雪即将到来。“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陷队友于危险之中，我必须选择放弃。”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重复着：“只要你能坚持，就一起上，速度放慢。”
不顾队友阻拦，何鹏飞坚定地解下了结组绳上的主锁，决定返回。转过身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眼泪不自觉地滑落。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重要。”
用时4小时6分钟，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是当时恶劣天气下唯一登顶的队伍。
何鹏飞的脸上有一块冻伤，那是因为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他在即将登顶前拉下面罩和队友说了一句话。回到武汉后的半年里，被冻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知觉。直到现在，每当天气变冷，那处旧伤口还会发红。
登山不仅局限于运动
“陈老师，我很喜欢登山。我想知道，征服一座座高峰的成就感是什么？”海洋学院2020级研究生饶炜博还记得9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与班主任陈刚的第一次对话。
那时，陈刚正在备战第二次珠峰科考的体能测试。前一次，由于突降暴雪等原因，陈刚只上到海拔7500米的营地，未能冲顶。
“当身边再也没有更高的地方，风也会静下来。”望着学生期盼的目光，陈刚语气平和，“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但我更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
会场里，测绘专业新生们的神情严肃起来。饶炜博说，“陈老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
遗憾的是，陈刚的第二次冲顶未能如愿。
2022年4月30日，经过7天攀登，包括陈刚和儿子陈李昊在内的11名中国登山者，在向导的协助下从珠峰北坡登顶，成为2022年首支登顶珠峰的队伍。
距第一次攀登珠峰过去了10年，这一次，50岁的陈刚终于拿到西藏地壳运动监测的珍贵数据，“未经亲手测量的数据，总觉得不踏实，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到一线去，到现场去。”
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仅局限于运动，而始终与地学科考、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着。
“路的尽头再向前一步，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这就是地大人的基因。”新落成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史馆将这种基因归纳成了8个字：国家需要，地质先行。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的殷鸿福及其团队就在石头里寻找蛛丝马迹，通过古生物遗迹来确定地质年代。
1985年，为寻找“金钉子”（一个地质学概念，用以界定不同时代地层的全球标准——记者注），50岁的殷鸿福率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五分之一的骨头没有了。然而，仅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锻炼，崇山峻岭间，他又开始不断地穿行。
1986年，殷鸿福根据实地考察推翻了近百年来确定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煤山剖面作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2001年2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殷鸿福的提议。2022年10月26日，浙江长兴煤山“金钉子”剖面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殷鸿福把地质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金钉子”之一留在了中国。
1978年起，结合数次科考成果和地学专业特点，中国地质大学先后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实践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这些教材填补了我国户外运动专业教材的空白，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使用。
国土安全与所学专业有何关系？怎样发挥专业特长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文沛在《国土安全》第一课中，向台下1000多名同学提出的问题。
《国土安全》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开设的品牌思政选修课。孙文沛介绍，以思政课为平台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专题教育，在国内高校尚属首创。该课程由校领导领衔，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建设，集合地球科学学院、资源学院、自动化学院等多个特色学科师资力量组建教学团队，通过专题讲授、师生对谈等形式授课。
“原来，地质学与国家资源安全关系如此紧密。”地球科学学院2021级本科生赵芃凯在上完课后，对专业学习有了新认识，“学习地质学不仅要学好理论知识，更要将所学投身于国家事业中，贡献出地大人的力量。”
指引每位地大人攀登心中的那座“山”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1953年12月22日，《勘探队之歌》在《中国青年报》4版刊出，中国地质大学在1990年将它定为校歌。
70年来，这首歌被带到山峦、旷野、沙漠、深海，成为地大人永远的精神标识，指引着每位地大人攀登心中的那座“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董范认为，现在自己需要攀登的“山”，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