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等27个国家代表召开巴黎和会，最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对于急于在全球扩张势力的美国来说却是失败。这迫使美国谋求新的地区霸权,日本在和约中争得大量的在华特权巩固了其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大有在远东称霸之势，美日矛盾加深。巴黎和会以后，美日矛盾逐渐成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矛盾。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之争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会的决议并没有反映出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日本利用一战中列强无暇东顾和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胜利，在远东大肆扩张势力，妄图推行“东亚门罗主义”，独占中国，从地缘战略来看，这显然严重触动了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实力为基础重建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进而确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势，美国采取了新的外交策略，“它除了在欧洲进一步扶植德国以外，把对外矛头的主要方向移向亚洲” 。1918年6月，美国提出了组建以美国银行团为首的国际银行贷款方案，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通过资本输出以达到“制华”的目的，同时遏止日本在华势力，以经济优势抢占中国市场。
　　当然，美国要称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必须处理好以下两对矛盾：一是美英海上霸权之争。我们知道，“海军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 。海上霸权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有重要影响。然而，一战结束时，美国的海军实力却远远落后于英国。为了取得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1918年12月，威尔逊总统向国会提出了海军建设“五年计划”，这引起了英日的不安，英国在博览会后上要求美国放弃该计划，但美国非但拒绝反而要求英国放弃其独占的海上统治，建立美英两国在海上的联合统治，即“必须使美国拥有和英国同样数量的海军” 。为此，美英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最终美国并未取得海上的联合统治权。此后，两国便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海上争霸斗争。二是“英日同盟”问题。我们知道，英日同盟成立于1902年，目的是抑制俄国（后来也反对德国）。但大战结束后，英日同盟昔日的对手不复存在，同盟的存留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美国，因为，在它看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 。加之战后矛头指向美国，危及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美国资深参议员洛奇曾说：“在我看来，英日同盟在我们与远东和太平洋的关系中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支持日本在陆上和海上对新冲突的准备。”

　　正是由于以上矛盾的加深，同时为了打击日本独占中国，削弱英国海上霸权，拆散英日同盟，扫清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霸的障碍，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

　　1921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休斯邀请英、日、中、法、意等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局势问题，目的是利用中国问题压倒日本，利用英法矛盾牵制英国；至于意大利，则是为了填补战略真空，起到某种实力缓冲和平衡作用。由于美国是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招牌发起会议的，迫于舆论上的压力，英日两国被迫同意，但是日本提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审慎免除其加入” 。对此，美国明确表态，会议不“划定范围”，可以“自由讨论”。最终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休斯担任主席，在会上处于主导地位。这对急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谋取霸权的美国无疑是一场甘露，这从以下几个条约和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

　　首先来看《耶普岛条约》：该条约从形式上看是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美日两国单独签订的，但本质上它是美日华盛顿会议妥协的产物。耶普岛问题是美日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焦点之一。一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扩张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夺取德属太平洋岛屿。如加罗林群岛等，因为这些岛屿离美国的海军基地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很近，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特别是巴拿马运河通航后，这些地方岛屿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但是，一战期间，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被英日强占，这是美国所不能容许的。美国副国务卿龙格在 1918年12月14日的备忘录中说：“英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占领了许多岛屿，这对于美国和它要在太平洋占据的统治地位，是一个经常的威胁。” [3](P296) 因此，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急于迫使英日放弃该势力范围。海军备忘录中说：“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德国的新几内亚和萨摩亚，都应该由国际共管。” [3](P296) 至于“国际共管”的主张，实质是要确立美国对上述岛屿的统治权。和会确立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在英日的联合抵制下，美国企图在太平洋岛屿的扩张计划受到严重挫折。由于在这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对美国最重要的是耶普岛，因此，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就耶普岛问题发表正式宣言，声明对耶普岛的决定权保留意见。美日耶普岛之争引起国联的介入，但仍没能最终解决。于是耶普岛问题就成了美日之间的一大悬案，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日本仍不愿在耶普岛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会议开幕后，美日两国经过商讨，最后达成协议，于1921年12月12日签订了《耶普岛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及其公民有使用耶普岛海底电线之自由，不受检查或监督，与日本处于同等地位；……；4．美国同意日本统治迟到以北太平洋委任统治诸岛，但日本必须维持和尊重美国公民在这些岛屿的既得财产权，并且不得在岛上设立陆海军基地和建立电台。” [8](P68)

　　由此可见，《耶普岛条约》的签订为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胜利之门，条约承认了美国在耶普岛的一些特殊利益，这对美国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有重要意义，但美国也对日本做出了让步，有条件地承认了日本对赤道以北原德属岛屿的统治。

　　其次看《四国条约》的签订。英日同盟是远东国际关系的症结。美国为了在远东扩张势力，决定利用外交手段解散英日同盟。为迫使英国做出让步，美国借爱尔兰独立问题对英国施压。 1921年6月23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同英国驻美大使谈话时说：国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将视英日关系的性质而定。在美国压力下，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英国枢密院院长提出了以美、英、日三国同盟代替英日同盟的方案。他们的目的是：“1．能够使美国成为三方协定的一方，消除美国的疑虑；……；3．如果英日再次受到德国或俄国的威胁，就能恢复与日本的防御同盟。” [9](P41) 这显然与美国的初衷不符，休斯因此提出了三点修正意见，英日迫于美国的压力，基本上同意了美国的方案，并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美、英、法、日《四国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缔约国“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 [10](P508) ；……；3．根据第4条，从条约生效之日起，英日同盟即宣布解散。

　　《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又一大胜利，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以体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不管怎样，你们毕竟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10](P490) 日本代表的反应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四国条约》消除了美国在远东称霸的最大障碍，美国无需使用武力便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成功范例；条约的签订，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它们相互勾结起来，建立了反苏和镇压该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

　　再次是《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一战后，英国海军仍居世界第一位，远在美国之上。这是战后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大战刚刚结束，双方就展开了军备竞赛。然而大规模的海上军备竞赛，给各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美、英、日三国都意识到通过外交手段寻求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限制竞争对手，率先提出了限制军备的建议。经过美国的努力， 1921年11月12日的第一次限制军备会议，休斯首先提出了美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英、美、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是：英、美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的比例，并且规定今后建造主力舰，每艘不得超过3.5万吨。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争得美英海军平等，同时对日本的海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经过各方妥协，最终《五国海军条约》出笼。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的比例为5∶5∶3∶1.75∶1.75。这意味着美国迫使英国彻底放弃了传统的“双强标准”（即英国舰队应等于世界上其它两个最强的海军强国的舰队总和），而改行“一强标准”。从此，美国获得了同英国相等的制海权，打破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当然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也对日本做出了重要让步，它体现了在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会迫使外交策略的变更，外交策略只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

　　最后我们来看《九国公约》：“远东和太平洋问题”是华盛顿会议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所谓远东和太平洋霸权之争，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霸权的争夺。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迫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但美国并不是真正地希望中国独立、强大，当时美国所关心的是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根本不可能赞成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后来，美国代表卢特提出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心内容是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原则，其目的是要打破“现状”，特别是要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因此，美国表面支持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当然，从条约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是有条件的。这些“附约”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存了一些特权，但毕竟修改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条款的规定，从美日争夺远东霸权的角度看，它意味着美国外交的胜利和日本外交的失败。美国在迫使日本承认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后，于 1922年2月6日同其它八国签订了《九国公约》。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8](P79) 。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公约的核心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以国际协定的性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遭到了挫折，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因此，美国政界人士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休斯得意地说：“多亏这个条约，对华‘门户开放'终于实现了。” [11]（P167）

　　华盛顿会议同巴黎和会一样，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它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并暂时确认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力量对比。从而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可以说美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事件的处理，成功的完成了远东太平洋地区新秩序的构筑。

　　通过对一战后美国一系列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国际关系的调整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需求最终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外交策略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虽然有时外交策略会发生某些变化和偏差，但并没有脱离它的底限——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和权势。战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构建无不证实了这一点。21世纪是人类飞跃发展的世纪，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和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紧紧握住国家利益这条主线来剖析一战后美国的外交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知当今美国的新战略，更好地为发展中美关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