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逐水而迁徙”
哈尼族人口共有163万余人（2010年），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元江（红河）、澜沧江两江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也就是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哀牢山和无量山自滇西巍山南部，由云岭山脉分出，纵贯滇南全境。哈尼族分布区域，处于汉、彝、白、傣、拉祜等族分布地的中间地带，并有苗、瑶、回、壮等族分布其间。
哈尼族大部分聚居于海拔约在800米至2500米之间的半山区，与立体地貌中立体分布着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山高谷深，自然条件优厚，地下蕴藏着锡、铜、铁、镍等各种丰富的矿产，闻名全国的“锡都”，就在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个旧市（现首府已迁到蒙自）。
哈尼族的自称和历史名称繁多，但其音义基本一致，2000多年来，基本上就具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即“和人”。1949年以后，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见，以人数最多的自称——“哈尼”为本族统一的名称。
哈尼族的古代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迁徙史。哈尼族不仅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过“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而且定居农耕之后又因战争等原因被迫离开古老的农耕定居地而再度迁徙，直到进入云南亚热带哀牢山中。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亚热带哀牢山哈尼族社会中发掘出一部自古流传的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这部流传于哀牢山区的长达5600行的哈尼族迁徙史诗，详尽地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遥远的北方向南迁徙的事迹。
根据史籍记载，公元前3世纪活动于大渡河以南的“和夷”部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是古代羌人南迁的分支。从公元4世纪到8世纪的初唐期间，有部分哈尼族先民向西迁移到元江以西达澜沧江地区。在唐人文献里，哈尼族的先民被称为“和蛮”。公元7世纪中叶，“和蛮”的大首领向唐朝进贡方物，唐朝承认他们都是唐朝的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建立后，其东部的“三十七蛮郡”中，“官桂思陀部”、“溪处甸部”、“伴溪落恐部”、“铁容甸部”等，都在今天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地区。公元10世纪大理国时期，哈尼族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元朝征服“大理”政权后，设置元江路军民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加强对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统治。明朝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哈尼族部落首领由明王朝授予了土职官衔，并受所隶流官的统治。清朝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哈尼族地区的一些土官，流官制度代替了部分地方的土司制度。民国建立后，国民党政府在红河南岸哀牢山区逐步改土归流，推行区、乡、镇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土司封建领主制度被废止。
1949年前，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哈尼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和江城等县，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些地区还残存土司制度。土司是土地的所有者和政治上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山林、水渠等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使用土地必须交纳各种封建负担，遭受沉重的经济剥削。分布在墨江、新平、镇沅等靠近内地的哈尼族，由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自明清以来就已陆续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的范畴。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与当地汉族相当，土地的买卖、租佃关系已很普遍。分布在西双版纳和澜沧一带的哈尼族，受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
风俗：凡有哈尼族的地方就有梯田
利用山区自然条件开垦梯田，是哈尼族的特长和千年的传统。在西南高原之上，凡有哈尼族居住的地方，都有哈尼族开垦的梯田。梯田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标志。作为人类劳动和创造的物质文化实体，梯田凝结着哈尼族悠久漫长的历史，沉淀着丰厚广博的文化和维系着复杂多样的生活。哈尼族有着种植梯田的丰富经验，能根据不同的地形、土质去修筑，还善于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把终年不断的溪流涧水，通过傍山水沟引进梯田。梯田是建立在哀牢山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良性的农业生态系统，为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红河哈尼族梯田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哈尼族营造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以浓缩的形式几乎经历了人类农耕发展史的全过程，使用了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的全部手段。
季节划分和农事历法是哈尼族对人类历法的一大贡献。在哀牢山区，哈尼族将全年分为三季：冷季、暖季、雨季，每季4个月。当暖季来临，正是夏历的早春二月到盛夏五月之间，哈尼族农民着手备耕，浸泡和播撒谷种，并为梯田准备肥料。当雨季到来，正是稻秧栽插、谷子生长以及稻谷成熟的期间。晚秋到来，已是九月，稻谷正届黄熟，于是全民出动，抓紧秋收，颗粒归仓。当冷季来临之际，哈尼族农民铲埂修堤、犁翻田土、疏理沟渠、放水泡田。此一时期的蓄水泡田称为“梯田过冬”也称“冬水田”。整个冷季是为“农闲”。哈尼族在“三季节”划分之外，又有物候历的划分。物候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根据哀牢山气候变化、植被变化、动物（主要是鸟、虫等）变化的规律来确定月份及安排农事活动。
哈尼族的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衣服用自己染织的藏青色土布做成。就整个哈尼族的服饰来看，虽色调单一，但款式和装饰却众多。哈尼族男子服饰，各地各支系大体相同，一般着对襟上衣，宽松长裤，有的黑布包头。服饰纷繁实际上体现于妇女，妇女服装上身有长衣、短衣、斜襟、对襟、有领、无领、有扣、无扣、长袖、短袖之分，下身则有长裤、中裤、短裤、长裙、中裙、短裙之别。哈尼族服装均头缠包头，身穿布衣而已，最多银币作扣，以为装饰。妇女则不同，发式有单辫、双辫、垂辫、盘辫之区分，装饰物有年龄、婚嫁、生育、节庆的不同。哈尼儿童，不分男女，装饰在头，在自制的小布帽上钉有猪牙、海贝、银泡、银钱等饰物。少女及年轻姑娘编辫下垂，头缠包头，包头上饰以红线或成排银泡，衣襟、衣边、袖口、裤脚边镶绣彩色花边，佩带银耳环、耳坠和项圈，胸饰以银链、成片银泡和成串银币，手腕戴银镯。已婚和生育后的妇女编独辫和双辫盘于头顶，覆盖包头巾，服装上银饰渐少。老年妇女辫发盘顶，衣着朴素，几近全黑。
哈尼族的传统节日众多，最主要的是十月年和六月年。哈尼族以农历十月为岁首，过十月年，就是过新年。节期五六天，多至半月。有条件的人家要杀猪、舂糯米粑粑。亲友互相拜访，有说亲的就趁这个节日请媒说亲，嫁出去的姑娘借此机会回娘家探望。六月年，红河地区称“苦扎扎”，是哈尼族的农业祭祀活动，是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哈尼族能歌善舞。乐器有三弦、四弦、巴乌、笛子、响篾、葫芦笙等。“巴乌”是哈尼族特有的乐器，用竹管制成，长六七寸，7个孔，吹的一端加个鸭嘴形的扁头，音色深沉而柔美。舞蹈有“三弦舞”、“拍手舞”、“扇子舞”、“木雀舞”、“乐作舞”、“葫芦笙舞”等。
哈尼族文学过去只有民间口头文学，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寓言、童谣、谚语、谜语等。神话，传说中有讲述万物来历的《创世纪》；有叙述人类战胜洪水，繁衍生息的《洪水记》；有反映哈尼族历史迁移的《哈尼祖先过江来》等。
现状：跨越式发展向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哈尼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社会及文化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
农业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哈尼族地区生产力极其低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原始、传统农业十分普遍，生产落后，民不聊生。从新中国建立起，农、林、牧、副、渔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哈尼族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村经济正向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农村产业化方向发展。现今正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工业方面，过去，哈尼族地区的工业十分薄弱，仅有少量的矿业土法采冶和手工业作坊，现在已建立了冶炼、采矿、机械制造、化工、建材、能源、纺织、塑料制品、卷烟、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
多年来，为改变哈尼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狠抓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交通、水利、通讯、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后劲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大为改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1998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公路通车里程11200公里，与1949年相比公路里程增加了80倍，从没有1000米柏油路发展到1688公里柏油路。
在哈尼族地区，特别在红河南岸山区，过去奸商盘剥，农民卖5斤棉花才能买回1斤食盐，外地商人的1根针就能换走1只鸡。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商业对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供应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努力搞活流通，商业网点遍及城乡，繁荣了城乡经济，方便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才真正地发展起来，如今已经形成了创作繁荣、演出兴旺、文化交流频繁、农村文化全面展开的良好局面。
民族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以哈尼族居住区绿春县为例，1949年前只有一所小学，2005年已有各级各类学校317所，在校生38902人。哈尼族不仅有本民族的大学生，而且有了硕士生、博士生。
医药卫生事业逐步完善。过去哈尼族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有病找“贝马”（巫师）退鬼，或找为数极少的草医治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药品检验所等医疗、防疫、保健、药检机构，逐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哈尼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