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国内海外重量级学者再上莫干山。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9月18日于莫干山举行。
1984年莫干山会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这次会议让一批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建言为政府所采纳，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这一次，依旧云雾笼罩的莫干山除了再度迎来新一批的青年学者外，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代表们重新聚首于此。昔日他们只是初入江湖的热血青年，无意间踏进了历史的转折点；如今他们多已功成名就，成为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政府领导、著名经济学家、投资公司董事长……
独立学者柳红认为，1984莫干山会议应界定为自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支持的会议，并由于其献言献策对改革决策发生实际影响而成为传奇。但柳红同时强调，那次会议更加弥足珍贵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个个青年学子激动地发现，自己肩负起了探索中国未来的担子。
2014莫干山会议开幕大会，特别请出这些“昔日青年”讲述他们的回忆与经验。以下为他们在莫干山的云雾之中，迫不及待地要告诉这个时代的话：
当年，青年人把莫干山打造成了一个思想市场
贝多广（一创摩根原CEO）：30年前，我还是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普通研究生，当时比较学院派，老师很多是海外归来的。有媒体来学校征稿，我有幸被选为学校的唯一一个代表。就这样，一名书斋学生被拉入改革的大潮。一到莫干山，讨论的居然都是总理部长关心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张维迎等北方来的人口若悬河，我甚至有点对不上话。我回去之后，像一个火种，把思想带到了跟社会改革有点距离的地方。第二年我们学校去了三个代表，大家不光研究美国英国的问题，还研究中国的问题，这对这一代年轻人带来很大影响。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30年前，我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1984年，黄江南等人来南开跟我们沟通，南开表示支持他们办会。我们送他们到天津东站返京，就在返程路上，莫干山会议的开会通知被起草出来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不讲学历、不讲职务职称，全部参会人名录上，没有职务职称那一栏。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我们曾经以为，改革是长辈们的责任；而从那天起，我们年轻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要怎么搞好。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被称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和我周围朋友的心态来说，我们还是把自己看做中青年。今天谈莫干山精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组织和参加的一批朋友，都是有上山下乡、去农村、进工厂的经历的。长期的基层经历，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着力于思考如何推动改革来改变现状。寻找出路、参与变革，这就是我眼里的莫干山精神。
蒋泰惟（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当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没什么职务，只有一腔热血，都是热血青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虽靠征文入选，但在会上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即兴发言。小组日夜激烈讨论，再把精彩观点汇集起来，再到大会发言。我讲的是浙江企业改革的经验，不是很抽象，比较务实。在我看来，莫干山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双轨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渐进式改革。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这是中国社会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
柳红（独立学者）：在我看来，莫干山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献计献策，而是思想解放。如今媒体强调比较多的是双轨制等实际政策，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上呈的报告，而是当年这七个组的报告文件中，没有任何陈词滥调，是年轻人自己为自己争取的舞台，并进而推而广之。莫干山不是小众的，而是大众的；不是小圈子的，而是五湖四海的；不是从概念出发的空谈，而是接地气的；莫干山会议是一个思想市场。
今天，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依然需要青年人的探索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上一次改革是通过从制度改革来完成工业化，而现在的改革则面临着从物质生产到观念生产的转化，这一转化面临着三个障碍：
一是这一转化的相关研究，缺乏经济理论前提。我认为“服务业”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这说明我们在观念上不把非物质的产品生产当做生产，而当做服务。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已占到生产总值的40%，而我们面对这一现实并没有合适的理论。现在的改革已不能再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还能够摸着搞工业革命时英美留下的石头过河，而现在连石头都没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年轻人适应新的经济转型，拿出我们转向非物质发展方面的理论。
第二，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理论，政策转型也就缺乏依据。例如在国际市场上对光纤进行风险投资时，我们就没有赶上。如今看来，光纤产业涌入风投、继而破产，这是新经济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一轮破产，就没有今天信息产业的繁荣。当时很多人认为避免了经济崩溃，事实上是我们错过了一轮更好的发展机遇。
第三，我们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也相对落后。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但新医院的审批依然十分困难。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医疗当做生产。我和朱嘉明教授在努力从理论上开拓新的领域，试图开拓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崭新课题，提出“观念经济学”。我认为这个领域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