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百年的洪水记忆

武汉，又称江城。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关系如此亲密无间。

一千多年前，由于长江江水的冲刷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陆地洲滩，诞生了武汉的雏形；而后在长江灌溉出来的沃土上，“湖广熟，天下足”，江汉平原成为天下粮仓。一百多年前，汉口藉着长江的黄金水道，大兴贸易，商贾云集，风光无限，并在清末率先开埠，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东方威尼斯”。

也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对抗争斗不休不止，在《武汉地方志》的记载中，“大水”几乎每三年就来拜访武汉一次，武汉市民也几乎成了看天的专家。大水几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部分面貌——江汉平原从魏晋时代就开始修堤防，1635年，汉口立起了第一条长堤，正街形成了；1864年，地方政府又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来水，汉口面积增加了3倍；1905年，张之洞修建张公堤，真正赋予了汉口现代城市的形象。

被洪水造就的大武汉

武汉的故事，必定要由长江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成就了武汉，武汉也在改变着长江。

在距今10000年到2000年以前，长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后，就在今江汉平原一带奔涌交汇。当时的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是荒无人烟的沼泽湿地，被称为“云梦大泽”。史料记载，云梦泽南连长江，北通汉水，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大泽若干，总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区域一处江、河、湖完全沟通融合，水流进出自如的水域场所。

每年汛期，长江和汉水暴戾忽现，到处洪水漫流，整个云梦泽江湖不分，呈现出大片大片水天相连的状态。同时，江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也被带来，随着水流流速减缓，泥沙也就淤积了下来。先淤出小的洲滩，再逐渐淤出大的洲滩，云梦泽不断被分割、解体和缩小，慢慢地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洪水退去后的这些洲滩土沃草丰，人们在此围垦、修防，汉阳、武昌的雏形正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的。

可惜，明朝成化年间的那次洪水，没有人准确地记录它。那是对武汉最友好、也最有价值的一次洪水——它塑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早就存在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被历代将领重视。但直到1465年以前，汉口还只是一片沙洲，里面各种水流纵横交错，当然也没有什么固定居民。

在1465年至1487年间，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此前，它狂暴而随意地选择自己进入长江的路线；此后，它开始沿着一条固定的、与今天差不多的路线前进，汉阳和汉口由此被清晰地划分出来，从而为今天武汉三镇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

这次大水发生后几十年，汉口有了固定居民，盐商们首先发现了这里的便利，“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由此焉转输……”盐船过去是从产地直接运往各地销售，中途不设集散地；但从万历年间开始，两淮盐商对湖广的运销，便是到汉口为止。汉口以远的销售，则是由另一批商人来接替。这样，汉口便成为淮盐在其境外的一个最大的周转码头。淮盐之后是漕粮，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

三镇之中，地势最低的是汉口。汉口的街市都是沿长江而建，前面是港口码头，后面是湖泊洼地。受长江流域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武汉每年六七月份都会迎来梅雨季节，长江水丰，汉口便汪洋肆虐，陆地行舟，这使得汉口一直人口稀少发展缓慢。

为了对抗肆虐的洪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汉口第一条长堤——袁公堤。该堤修好之后，使得汉口街市得以向纵深发展，堤内的湖泊洼地也逐渐被街市取代，并形成了汉口第一条正街。

少了水患之忧，又坐拥码头便利，江汉平原上的稻米便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运送到汉口，汉口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跃成为湖广漕粮的储存与转运中心，跻身明代“四大米镇”之一，商贸之盛远超武昌、汉阳。

清同治年间，汉口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是“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的贸易重镇，但囿于堤防，范围狭小。当时的汉阳郡守钟谦钧在袁公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洪水，汉口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三倍，一时繁荣无二。

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先后在汉口修了张公堤，在武昌修了武丰堤、武泰堤，不仅从更大范围里解除了武汉水患，更为大武汉的城市发展定下了大格局。武汉真正从贸易小镇开始走上了“东方威尼斯”的大都会之路。

洪水侵袭成生活常事

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长江中游水灾。

《武汉地方志》对武汉大水的记载非常丰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8月，“霪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是第一条记载，此后几乎每三年就有一场大水拜访武汉，或是“连日阴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或是“暴雨终日，水溢，淹田千顷，淹死人畜。第二年，又大水。”

在其记载中，有几年的记载特别详细，这几年也恰巧是大水特别严重的时期，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黄麻大雨，山洪暴发，水漫堤塌，田地淹没，泛滥成灾，江水猛涨，长江水位达27.86米，田地淹没冲压，民房倒塌。”这场洪水武汉三镇均被淹没，损失惨重，而由于政府的救援不及时，淹死病死人口众多。

1954年夏天也是武汉市民记忆深刻的一年，那年5~7月，三个月集中降雨1634.7毫米，7月中旬，倒水山洪暴涨，水位高达30.17米。那是20世纪长江最大的洪水，京汉铁路中断了100多天，荆江三次分洪，但是武汉保住了，为纪念此次抗洪，在江堤上立起了防汛纪念碑。

1998年，连续三个月的雨造成洪水一泻千里，几乎全流域泛滥，这是1954年以来长江面临的最大洪水。

而面对常年的洪水，武汉市民已经将其当成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了，也有了一套面对洪水的方式。小时候在学校里老师说洪水来了，男孩子要把女孩子用盆子划出去；长大了，长辈告诉我们，要断定江水的涨落，去江边数台阶就可以了，比专业预报还直观；昔日的堤防成了江滩休闲广场，夏日的傍晚，跳跳舞谈谈情；龙王庙的险段也有了亲水平台，天高云淡时，坐岸边看两江交汇清浊分明。

“6月，汉口连续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人们被迫穿起了皮衣，城里的洪水到处都有12英尺深，除了屋顶，很少还有什么露在水面上。”这是一名驻汉口英国领事在1849年的笔记。美国专家罗威廉研究了这些笔记和资料，在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写道：“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

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

防汛险点变成民众乐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用来描写初夏江滩的景色最好不过了，此时江滩已褪去了春天的红花，放眼望去都是浓绿。

武汉历来受水患不断，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就经历了三次超大洪水的侵袭，分别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而武汉几乎年年都要接受汛期的考验。1931年入夏后，全国境内由南到北，淫雨数月不开，导致水祸遍及江、淮、黄三大流域。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更是险象环生，因河水暴涨，7月29日，江汉关水位升至26.94米，丹水池首先破堤。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随后武昌、汉阳的堤坝被冲毁，武汉三镇在苦雨暑热中浸泡达两月之久，沧海桑田，这场大洪水留下的遗址，在武汉市内已很难找寻。

如今，在江滩见到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建于1969年，为了纪念1954年武汉人民战胜洪水而修建。据《中国水文志》记载：1954年，长江流域干流各主要站超过警戒水位达60~135天，从7月下旬起，荆江大堤进入抗洪紧张阶段。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米，超29米高水位运行23天，超28.28米水位运行52天，超26.30米警戒水位运行整100天。武汉市出动30万人力，风雨兼程，日以继夜，才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为武汉战胜洪水亲自题词，后被撰写在“武汉防汛纪念碑”上，成为武汉人民与洪水斗争的标志性纪念建筑，也成为武汉与洪水斗争的精神象征。

从“武汉防汛纪念碑”出发，沿长江岸边逆着水流的方向前行约3公里就到了龙王庙。按照老武汉人的说法，龙王庙所在的地方才叫做正宗的汉口，因为汉江进入长江的关口就在这里，汉口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汉江与长江在龙王庙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人”字，长江水与汉江间会形成一股拉力，不断冲刷江岸，这是武汉最险要的地段。从四官殿到集家嘴，地下水质复杂，水流相互顶托，在过去沉船溃堤事件经常发生，这1080米可以称为龙王庙险段。在1998年洪水之前，每年都要在此段抛石固堤，以免急流把水下的堤脚掏空。

如今，经过大规模堤防建设，昔日的险段已成为民众游玩的乐园，江水后缩，岸边的细沙泥上长满了芦苇，江边游玩闲坐的人开始往树荫下聚集，抬头望去，柳树顶上蓝天下，飞着斑斓的风筝。到了夜间，凉风吹过的广场，更是民众纳凉休闲的好去处。